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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2016年2月的最后几天,王健林去了五个地方。

  在欧洲的120个小时里,他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其《万达哲学》英文版作了全球首发;在牛津大学,他发表了题为《万达国际化》的演讲;在瑞士,他密集访问世界体育大佬,全面布局万达体育产业;在巴黎,他豪掷30亿欧元,准备投资开发欧洲城(Europa City)。

  然后,他匆匆回国,赶赴丹寨―一座位于贵州省的西南小城。那里有他牵挂的一场扶贫实验。

  2014年12月,王健林第一次来到丹寨,与当地政府签下了一笔投资10亿元的包县扶贫协议,被称作中国扶贫模式的创新之举。此后一年多时间里,他率领万达团队对这一项目不断进行考察、反思与纠偏,探索出一条全新路径,并将10亿元的投资额追加至14亿元。

  这一次,他重返丹寨,颇有几分“督战”之意。

  扶贫挺费劲儿

  在当初那个投资额10亿的协议里,万达集团对丹寨扶贫的总构想是:企业包县,整体扶贫。

  王健林希望,以一个大型企业带动一个县,探索出一种扶贫新模式。

  他对扶贫有着特殊情结。早在1994年,万达就开始实施对口扶贫,截至2015年年末,万达捐赠现金扶贫累计超过50亿元,“在中国民营企业里面最多。”但是,“扶了20多年贫,也没有探索出成熟成型的经验。”王健林曾慨叹,扶贫是一件挺难的事情,很费劲。

  他曾参与定点扶贫了两个村,但近20年的投入,村子没有发生根本变化。尽管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,但王健林认为那是万达投钱的结果。他反思:一个仅依靠注入资金的扶贫,哪怕提高了人均收入,但受益的往往还只是部分人,很难做到普遍受惠。

  “之前我们没有找对路子。”2014年6月,在接受《中国慈善家》杂志采访时,王健林表示,“2020年正式退休之后,不排除我去承包一个贫困县,专门进行扶贫。”

  但仅隔半年,他即与丹寨签下了扶贫协议,包下了丹寨县。

  丹寨为多民族聚居地,位于黔东南,总人口17万余人,是国家级贫困县。截至2013年,丹寨的贫困户有1.36万户,贫困人口达5.13万人,其中,84.78%分布在6个乡镇边远的深山区。据2015年丹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显示,1988年以来,先后有八任贵州省长“联系”过丹寨。

  从2014年9月万达第一次与贵州扶贫办接洽,拿到8个候选县的材料,到最后敲定丹寨,仅仅用了70多天时间,显示出王健林一贯行事的雷厉风行。

  为何最后花落丹寨?王健林认为,“一来它的交通还比较方便;二来这个县有自己的特色产业,比较容易找准;再来我们高管告诉我说,他们县的领导积极有干劲。”

  2014年12月1日,在国务院扶贫办和贵州省委省政府的见证下,万达集团与丹寨县签署扶贫协议,初期决定出资10亿元,在丹寨县实施“企业包县,整体脱贫”的创新扶贫模式。

  签约现场,王健林立下军令状:5年内通过产业扶贫,实现丹寨人均收入翻番。

  签约的第二天,王健林亲自考察,一天走访了丹寨的8个地点。

  家住兴仁镇烧茶村、靠低保过活的困难户龙绍芝,在自家院子里见到了这位神情坚毅的远客。两人闲话家常,龙绍芝一边看护小孙子,一边告诉王健林,她只是希望生活好点,在外打工的三个儿子能够回家。临走前,王健林塞给她一个红包。

  为了打好这场硬仗,万达成立了由集团高级副总裁牵头的扶贫领导小组,派驻一批优秀高管到丹寨挂职县乡两级领导职务,对其在工资待遇、职务晋升上给予优待,并邀请国内顶级扶贫专家和产业学者,先后十多次赴丹寨调研。据介绍,一年内,万达内部仅这一项目的PPT就做了56版。

  在一年多的调研过程中,原先规划的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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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脑袋的东西能成么?

  王健林做事素来大气魄、大手笔。起初,万达计划投资深加工企业:建设30万头规模的土猪扩繁厂、屠宰加工厂和饲料加工厂,并建设万吨规模的硒锌茶叶加工厂,对全县农户种植的硒锌茶叶订单收购。

  但是几番论证下来万达发现,当地居民养猪多为散养,难以形成规模。王健林派团队调研了国内五大养猪企业,“都是一年挣一年赔,说整体十年算下来,全是个零。”没有利润,无法保证扶贫资金,只好放弃了养猪的想法。

  丹寨茶树生长海拔高,富含硒锌,无污染,绿色有机,但每年只有短短十五天春茶采摘期,难以形成王健林设想的规模化效益。茶叶加工的思路也无法实现。

  万达原计划每年从丹寨招聘约一万名农民工,到万达战略合作伙伴旗下的施工企业务工,万达为此派出了专门的招聘团队亲赴丹寨。但招来招去,只招到三千人,“能出去打工的人早都已经走了。”

  初始方案中,万达集团还打算联合贵州以及黔东南州3所职业技术学院,每年招收300至500名丹寨籍学生入学,毕业后择优录取到万达就业。但最终因为协调操作难度过大,难以实现。

  王健林感慨,“原来想的东西不一定实际。这一年调整下来看,最大的体会,扶贫不能下马伊始就拍板,拍脑袋的东西能成么?”

  经过反复论证、调整,丹寨的扶贫基调最终定为“精准扶贫”。在丹寨县脱贫工作座谈会上,王健林显示出低调的一面,“万达丹寨扶贫不图虚名、不喊口号,扶贫项目针对性强,不仅搞好建设,也做好经营,不仅实现脱贫,还带动发展,更加注重实效,把精准两字落到实处。”

  方案调整后,王健林将扶贫资金增至14亿元。其中,出资3亿元捐建职业技术学院,出资6亿元捐建一座旅游小镇,出资5亿元成立一支丹寨扶贫专项基金,这一规划涵盖产业、教育、基金,且实现了长、中、短兼顾―职业技术学院注重长期,旅游小镇注重中期,扶贫专项基金注重短期。

  按照王健林的设想,职业技术学院主要招收丹寨籍学生,为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谋一条生计,并承诺择优录取50%的毕业生进入万达集团就业。“就业一人,脱贫一家”。

  2016年2月28日,王健林再次来到丹寨,当天正是学院工程开工的日子,一排排挖掘机、推土机伫立工地,蓄势待发。规划中的学院总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,可容纳2000名学生,设施达到国内大专职业学院的一流水准。

  舟车劳顿的王健林丝毫未显倦怠,相反,他兴致勃勃,神情专注,仔细聆听着现场工作人员关于工程的介绍,甚至主动当起了解说员。

  在现场,有人询问学院的学科设置,王健林细心地叮嘱工作人员,要增加酒店管理、农村电工、财会等专业,“既有前瞻性,又要兼顾实际需求”。

  按照计划,学院将在2017年6月30日完工,9月正式开学。和王健林同行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嘱咐道:“明年一定要完工。”

  王健林豪气回应:“哎呀,这个你放心,万达说哪天就哪天。”

  规划中的旅游小镇,位于丹寨县东湖岸边,占地400亩,一期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,建筑风格采用苗寨特色,并配套建设三星级酒店、多厅电影院、儿童娱乐设施等,引入丹寨的民族手工艺、苗寨美食、苗衣苗药等内容,打造一站式苗族文化体验。

  旅游小镇计划于2017年6月开业,万达将发挥自身作为全国最大旅游企业的优势,将其打造成贵州的民族旅游名片,带动丹寨发展。并预计新增2000至3000个永久就业岗位,缓解丹寨县城群众及周边山区移民的就业困难。

  在东湖旅游小镇项目现场,王健林继续向同行者充当解说者的角色。小镇的建筑材料采用仿木,“一为高效,二为环保”。设计上“利用高阶落差,上面一条街,下面滨水。”“每个苗寨都有一个鼓楼,我们的小镇也有,这是当地的风俗。”

  按照规划,万达集团将对旅游小镇进行三年的经营扶植,在现场,王健林反复表示,旅游小镇不仅仅扶植三年,什么时候盈利了,什么时候交给当地政府。

  现场有人关注工程质量,王健林眼睛一瞪,“中建跟万达是长期合作,监控很严的。”

  多年的扶贫经验让王健林深知,产业扶贫再精准,每个贫困地区还有许多“阳光照不到”的人群。为此,万达特别设立规模5亿元的丹寨专项扶贫基金,由万达投资公司进行理财,每年保底5000万元收益,无偿分配给产业扶贫无法惠及的一万名孤、残、重病等特殊人群。

  扶贫不能复制

  位于东湖小镇旁的卡拉村,在苗语里称为“卡利亚”,极其落后之意。

  改革开放前,这里主要靠政府救济生活,改革开放后,市场打开,村民们把几位巧手老人做的鸟笼带到市场上出售,极受欢迎,村子里逐渐把手工鸟笼打造成特色产品。目前,卡拉村151户村民中,有120户都在从事鸟笼制作。除了鸟笼,卡拉村利用自身优势,搞起了农家乐,开发茶叶、蜡染、果酒等多种旅游产品。2015年年底,村头还建起了丹寨县邮政电子商务旗舰店。

  32岁的村民杨昌新中学毕业后,在广州、深圳等地打了十年工。去年回家,看到村里大变样。“以前在县里很少看到外国人,去年回来,七天内,看到两三次外国游客,村里发展成这样,让我们也想回家发展,创业。”他打算在卡拉村也开个农家乐,希望万达的旅游小镇能为自家的生意带来人气。

  在村头礼堂,认真聆听了村民的心声后,王健林诚恳地说,“无论怎么帮贫,这是外力。丹寨全县,各乡镇还是要自己努力。自己不努力,说,你来帮我,救我,这是不行的。”

  王健林说,这次考察让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。“下一个阶段,万达还将研究一镇一策,甚至一村一策,争取帮助大家提前摆脱贫困。”

  除了对丹寨包县扶贫之外,在贵州,万达也在推行更大规模的扶贫计划。

  2015年3月,万达集团与贵州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计划总投资600亿元,在贵州省建设万达文化旅游项目和10个以上的万达广场。万达在贵州所有投资项目全部建成后,预计将增加10万个服务业就业岗位,每年缴纳数亿元税收。目前,贵阳、六盘水、毕节等地的万达广场已进入实施阶段,其它项目也将陆续开展。

  按照国家十三五规划,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、所有贫困县“摘帽”。在现行标准之下,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(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),至少7000万农村贫困人口。

  尽管目前在项目进展的效率和执行力上惊人,王健林对项目结果表现出了少见的谨慎,“扶贫不能复制,要一个地方、一个地方调研。真不是说,这个项目做得好,就把它搬到哪儿去,这个思路是不行的。”

  在施工现场,说完这些,王健林匆匆踏上了返程的车,留给众人一道背影。